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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界牌抗战旧地,回眸丹北抗日烽火

旧址外观

旧址外观        

庭院内景

庭院内景

抗日战争时期,位于南京、上海之间,长江以南沪宁铁路以北的丹北地区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她包括当年的扬中全境和镇江、丹阳、武进、江阴、无锡、江都(沿江)等县的各一部分。具有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的丹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丹北地区建成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为苏南、苏中、华中乃至全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日,本报记者来到我市界牌镇,通过旧地重访,感受了丹北地区发生在界牌的烽火岁月。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富商老宅内重温丹北抗战史

坐落在界牌镇政府西侧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又名中共(京沪)路北特委旧址,这是一座青砖黛瓦的江南庭院砖木结构建筑,前后两进一院,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镇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记者了解到,这座旧宅原是当地富商乔良成的私宅,建造考究。进入旧址,古韵扑面而来,全木结构房间,古色古香的雕花格栅门,扶梯而上登二层小洋楼,院内桂花枝繁叶茂,给人感觉是幽静之所。然而,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却是新四军党政机关的临时驻地,革命的火种在此传播。

旧址现已被辟为纪念馆,陈列了丹北人民革命斗争史。通过大量的历史图片、文献资料,一部生动的丹北地区的抗战画面展示在我们眼前。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军的暴行,丹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兴起。不堪日军蹂躏的农民自发举起了扁担、大刀进行抗日,丹阳朱家岗东南的王家村、马场一带,愤怒的群众就曾打死下乡骚扰的日军。随着斗争的发展和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丹北地区先后组织了一批抗日游击武装,其中建立最早、影响最大、实力最强的是管文蔚领导的苏南地区最大的一支民众抗日武装——丹阳抗日自卫总团,为丹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重要条件。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授予自卫总团“丹阳游击纵队”番号,后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1939年10月,挺纵”与叶飞领导的“江抗”在扬中八字桥会师,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叶飞任副司令。

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根据中央命令新四军北进的方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移驻于丹阳界牌,指挥扬中、丹阳、武进、丹徒等地区的抗日斗争。1940年9月,中共苏北区委宣布将丹北、澄西两个中心县委合并组成中共(京沪)路北特委,下辖武进、丹阳、镇江、扬中、澄西5个县委,以陈光为书记。这个机构与设立在此5个多月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有过短暂交集,均设在界牌富商姚德才、乔良成私宅内。

今年71岁的界牌老干部支部书记朱春方告诉记者,这里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中共(京沪)路北特委旧址,也是老干部支部的活动场地。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前不久支部召集部分老同志在此举办了座谈会,进行了交流学习。

记者了解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自2003年9月对外开放以来,成了我市珍贵的抗战历史文化遗产,多次举办过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活动。为加强管理,界牌镇党委政府特制定了《界牌镇文物保护制度管理办法》,聘请专人对旧址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今年以来,由于年久失修,趁着省文物局启动的“江苏省抗战文物抢救保护工程”,镇政府配合主管文物的市文广新局,即将委托有资质的公司对旧址进行修缮,使其恢复昔日风貌。

笆斗山革命公墓:烈士纪念碑前回忆两次激战

王柏坤向记者介绍两次界牌战

王柏坤向记者介绍两次界牌战

说起界牌地区的革命遗址,笆斗山革命公墓是不得不去的地方。在当地人士的陪同下,记者来到了笆斗山革命公墓。进入墓园,一座高大的纪念碑进入了记者的眼帘,纪念碑正中间有“死难烈士万岁”6个大字。当年在界牌镇抗击日寇的新四军战士遗骨,就安葬在纪念碑下。适逢农历七月半,当地许多居民自发地前来为烈士扫墓。

今年74岁的王柏坤是《界牌镇村村记忆》编纂人员,多年来一直在寻访、研究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中共(京沪)路北特委的史料。王柏坤在烈士纪念碑前,向记者讲述了发生在界牌境内的两次抗日战斗。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打响后,驻扎在界牌的罗忠毅率第四团三营增援,对战役取胜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完成任务后回到丹北。日伪军得到消息后,于当年11月10日调集丹阳、埤城、访仙、扬中等地据点部队以及汪伪军共1000余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从水陆路突然进犯界牌地区,妄图一举消灭我抗日力量。当时,中共(京沪)路北特委和地方行政领导机关的负责人都集中在界牌母子圩举行会议。为了消灭来犯日伪军,掩护中共路北特委和地方行政领导机关安全转移,驻在二十七圩等地的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迎头痛击敌人。上午9时,新四军在界牌宏光村对日伪军进行了阻击,一直到下午3时,在日军大部队汇合后,我军边打边退,并在界牌东南方向再次构筑防线,对日伪军进行了第二次阻击。整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日伪军不得不撤退。这次战斗歼灭了日伪军一个中队,毙(伤)敌40多人,成功掩护了指挥部的安全转移,敌人的“扫荡”被彻底粉碎。

不到两年,界牌境内著名的“yao坝战斗”打响。王柏坤介绍说,yao坝周边竹园茂密,便于新四军武装隐蔽活动。1942年春,新四军51团在yao坝休整,政委陈广的指挥部就设在yao坝陈家埭陈国洪家,永胜州、陈家埭、姚家埭等各自然村都有驻军。每天晚上,新四军教群众学文化,组织青年跳舞、扭秧歌,军民欢乐连成一片。

1942年4月30日清晨,武进孟河的日伪军突然从罗家新桥前来扫荡,新四军一边派人前去阻击,一边通知和组织机关转移撤退。由于事发突然,离指挥部较远的永胜州驻军最后得到通知,已经来不及转移且驻军人数又少,就藏在永胜州的巢家竹园里的大树上伺机伏击。由于丹北根据地政府及新四军指挥总部设在陈家埭正北的乔良成家,新四军决定分两路从两边将日本鬼子引开。东路,指挥部则派地下交通员接近日伪军,并给日伪军带路,绕道永胜州将日本鬼子引向龙王庙方向,以减轻主力部队压力。当这股日伪军从此经过时,新四军领导看到带路的是自己人,就很默契地没有立即阻击。西路,新四军绕道磕头圩、乌龟山边撤退边阻击。为了给机关争取更多的转移时间,新四军在廿七圩土地庙又进行了顽强的阻击。这一仗打退了日军三次进攻,共消灭日伪军30多人,缴获大部分军用物资,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挫败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保全了江南新四军指挥部和丹北革命根据地地方政府机关,为巩固和发展丹北革命根据地、壮大抗日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柏坤老人最后介绍说,这两次战斗牺牲的20位战士全部葬于笆斗山革命公墓。原先,这些牺牲的战士全部葬于阴阳桥,上世纪70年代开挖红旗河时,将阴阳桥的烈士遗骨连同子弹壳、茶缸等遗物一起迁移至笆斗山南武阳河东埋葬,同时立了一块水泥板作纪念墓碑。开挖武阳河时,又将烈士遗骨一起迁往笆斗山并建起革命烈士纪念塔供后人瞻仰。弹壳、茶缸等遗物则取出作为文物另存。

本期历史顾问:黄一平  赵卫宁

鸣谢:界牌镇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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